‍科幻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海报。片方供图

历经多年筹备制作，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终于与观众见面了。观众给予故事的每一份认可，都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。电影讲的是生活在1970年的先辈为2035年在太空中的航天员“算”出了一条回家路。这个故事有很多想象，每处想象的背后都有人托举，帮它生根发芽。这一切都离不开幕后科学顾问团队的深度参与和全力护航。

早在剧本开发阶段，科学顾问便已加入。较早在国内发起科学与影视融合项目的科学传播专家王姝老师，帮我们衔接科技界不同机构。我和编剧胡晓曦常去拜访当时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李然老师。从事巡天望远镜观测和暗物质研究的李然，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镜——那是中国新一代旗舰级空间天文望远镜。国家天文台的学者王乔和刘孜铭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。王乔牵头的超大规模宇宙学模拟项目“千衍”创下了国际纪录。

我们挤在李然的办公室，聊什么是时间和空间，引力的存在如何影响时空。我们聊2035年在宇宙中放置一台怎样的望远镜。于是，我们把电影的开场设定为一次近月轨道上的巡天望远镜维修任务。电影里，生活在1970年的赵吉虎问：未来航天会怎样？我们站在2026年望向2035年，那时会不会已超越电影中的想象？想想都令人激动。

后来，中国科学院的朱天琪老师和北大物理学院的陈弦老师也加入了，我们一起攻克剧本中的难题。比如电影中，1970年的科学家用算盘去营救2035年的飞船。观众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回顾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发历程，科学家们正是靠算盘、手摇计算机，完成了难以想象的海量计算。因此我们在电影中设计了“6000把算盘实现跨时空营救”的情节。

这样的设定如何令人信服？这场戏中所有的计算细节——算盘、手摇计算机的用法以及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算式都必须严谨合理。影片中有很多板书都是由科学顾问们根据剧情精心设计的。在拍摄现场，朱天琪逐一检查并纠正问题，确保大家看到的每一帧公式都准确无误。她还建议用1970年的计算尺，我们也成功找到了。现场的演员都没见过更不会操作，她便手把手教每位演员如何规范操作。如今这场戏也成了观众印象深刻的片段之一。

有了这些专家学者作为后盾，我们的创作才能步步深入。不过我们仍然诚惶诚恐。就像赵吉虎的台词——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，我们担心想象会偏离科学。陈弦老师看出了我的焦虑，他说：“只要科学上没有证伪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大胆一点。”这句话让我们放开了手脚。每当我们的想象力触碰到边界，科学顾问总能帮我们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；即便某条路走不通，他们也会基于专业知识提供建议。

他们给予的帮助是具有建设性的。比如赵吉虎在红布上解释2035年险情的戏。这场戏需要阐明为什么“东方红一号”的信号能成为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，因此至关重要。临近开机了，我们一起讨论攻坚。有一天大家熬到凌晨，不知谁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处可见的红绸布，方案由此诞生：用红绸布代表正常时空，撒上盐粒代表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的信号，当烟灰缸压下去时，盐粒会向凹陷处流动，从而勾勒出烟灰缸的移动轨迹。这个阐述方式简单又清晰。

《群星闪耀时》的共创，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尝试。回溯这段时光，我最想说的是感谢——感谢科学顾问团队保驾护航，不仅让我体会到科学的严谨，更让我找到了现实与科幻之间的某种联系。

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，国家科技高速发展使科幻创作有了现实的底气。当我们讲述科幻故事时，这不仅是一个故事，也是关于未来的可能。

（作者为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导演兼编剧）